又是一年的凤凰花开，又有一批年轻人走出熟悉的校园路口，这个路口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们或许手握简历穿梭于招聘会场，或许沉浸在备考资料中筹备下一阶段的升学，亦或选择暂时“躺平”，在家中寻找喘息的空间。无论做出哪一种选择，一个共通的心理现实悄然浮现——在独立与依赖之间徘徊，在渴望自我实现的同时又对失去庇护感到不安。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刚毕业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正处于“第二次分离-个体化”过程之中。正如婴儿早期从母亲的怀抱中渐渐学会独立，青年期至成年早期的个体也需完成一次心理上的“断乳”：从依赖于家庭、学校、老师等支持系统，过渡到对自我和社会的重新定位。

　　本文将整合多种精神分析视角，尝试对刚毕业大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做进一步思考。

　　01

　　刚毕业大学生的特殊心理状态

　　刚毕业的大学生正处在一段承前启后的心理“断乳期”。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这一阶段可被视为继婴儿期生理断乳之后的“心理断乳”，是一种从熟悉环境（如学校）向不确定领域（如社会）的过渡性经验。

　　大学环境在精神结构上常被视为一种“抱持环境”，它提供结构、支持和反馈，类似“足够好的母亲”的功能。当这一环境突然消失，个体的内在支持系统尚未完全建立时，便容易触发情绪不稳、焦虑和自我功能的波动。

　　正是在这多重拉扯中，刚毕业大学生常出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期望自己尽快成长、成熟、独立；另一方面却也感受到强烈的无力感、孤独感与退缩冲动。这些内在张力构成他们最鲜明的心理特征。

　　理解这一状态，并不意味着贴标签，而是承认成长的非线性。精神分析视角提醒我们，每一种摇摆、每一次暂停、每一个情绪波动，都是自我整合与重组过程中真实而宝贵的一部分。

　　02

　　独立与依赖

　　独立不是简单的“脱离”，依赖也不是幼稚的“退缩”。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它们是一对持续互动的心理动力，是每个个体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必要张力。马勒指出，早期分离-个体化过程为成年期的独立性奠定根基。若这一过程在婴幼儿期遭遇挫折，个体在青年期将更易陷入对独立的恐惧或对依赖的固着，以及婴幼儿期挫折带来的挫败感也可能再一次被唤起。

　　鲍尔比强调，我们小时候与照顾者（通常是父母）之间建立起的依恋关系，会深深影响我们成年后处理亲密关系和面对分别的方式。简单来说，一个人在婴儿时期如果经常感受到父母稳定的爱与回应，他长大后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安全型依恋者”——这样的人在面对独立时不会过度焦虑，也能在需要时自然地寻求帮助。

　　但如果早期照顾关系存在忽视、反复无常或过度依赖的情况，那么这个人可能形成“焦虑型”或“回避型”的依恋模式。焦虑型的人往往担心被忽视、被抛弃，因此在面对毕业后的不确定时，容易变得特别依赖他人，希望获得更多安慰与确认；而回避型的人则倾向于不表达需要，甚至刻意表现出“我谁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可能曾经学会依赖是危险的，依赖会带来失望。

　　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离开校园、搬离宿舍、寻找工作或重新安排生活方式，这些剧烈的变化，很容易唤起我们早年与依恋有关的心理“脚本”——虽然这些反应是无意识的，但却真实地影响了我们如何做选择、如何处理焦虑，甚至影响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与信心。

　　03

　　典型群体的精神动力结构

　　1.“备考族”

　　选择继续深造，对于部分毕业生而言，确实是出于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但从临床经验和精神分析视角来看，也有一部分青年，其决定背后包含着更隐秘、情感性的心理动因。比如，他们可能在心里还未准备好迎接快速的社会节奏，因此选择通过“考研”“考公”“考证”的方式，继续留在熟悉的学校系统或学习轨道上。表面上这是前进，实则也可能是一种“延迟分离”。

　　在精神分析中，这种现象可视为升华式的防御机制：个体将对依赖、庇护和安全感的渴望，转化为追求知识、成就与努力目标。这种转化并非负面，它往往是心理自我保护的一种成熟形式。比如，一个对未来职场生活充满不安的学生，可能并未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但通过设定“再考三年试”的路径，他便获得了一个可以暂缓决定、保持希望的空间。

　　对于这样的人群而言，“继续学习”不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学历或更强的竞争力，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心理过渡行为，是让自己有机会在不被社会“直接考核”的状态下，慢慢积蓄面对世界的能量

　　2.“求职族”

　　“求职族”大多展现出高度行动力。他们主动投递简历、准备面试、拓展人脉，看上去是最“独立”“现实”“积极”的一群。但在精神层面，他们的内心往往也承受着极大的张力，既来自社会的现实考验，也来自内在的理想标准。

　　很多人从小就内化了“要出人头地”“不能成为家里的负担”“毕业就该经济独立”的信念，这些看似是合理的社会期待，但当它们被过度认同时，便可能转化为强迫性的超我要求这类毕业生可能在还未建立起稳定的内在自我支撑结构时，就被迫将自己推出“社会战场”，一旦现实遭遇挫折，如失业、薪资不符、职业方向模糊等，他们的内心容易陷入自责、自我否定，甚至出现“我是不是不够好”的深层质疑。

　　在这些努力和焦虑的背后，不仅仅是追求职位和收入，更有一份深深的对“被看见”“被接纳”的渴望。他们努力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同时，也在试图确认一个问题：我，是否值得被需要？

　　3.“躺平族”

　　近年来，“躺平”逐渐成为部分毕业生的选择，他们选择不立即参与求职竞争，也暂时搁置深造计划，而是在家中或私人空间中维持低速的生活状态。这种选择常被误解为“懒惰”或“逃避”，但如果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躺平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心理逻辑。

　　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中提到，当个体面临过度的现实压力时，可能会退回到更早期的“分裂性认知位置”。比如，把社会视为一个只会压迫与剥削的“坏客体”，而把自己的躺平选择理想化为“自我保护”或“忠于真实”。这种认知方式虽然有片面性，但在高度焦虑或创伤体验面前，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暂时的心理安全区。

　　更进一步地说，许多选择躺平的年轻人并非没有理想，而是在现实过于艰难时选择储存精力，等待一个更可控的时机。他们可能仍在自我对话中挣扎，也在通过休整、陪伴、创作或内省来维系内在稳定。

　　从精神分析视角看，这是一种退行性的防御机制，但有时也是重建内在结构、修复受创自体的一种必经之路。对这类人群而言，理解和支持，往往比敦促更能唤醒他们重新出发的力量。

　　04

　　理想与现实

　　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指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们可能会经历一种深刻却常被忽视的情绪过程：当现实情况与我们心中那个理想化的“我”出现冲突时，我们会感到强烈的失落。这种失落不仅仅是对外在目标的遗憾，更是一种对理想自我的哀悼。

　　比如，一个人曾相信自己毕业后能迅速找到理想工作、拥有经济独立、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但现实可能是投了无数简历却迟迟没有回音，房租压力骤增，人际互动变得困难。这时，那个“光鲜、有掌控力、被他人认可”的理想形象开始崩塌，人会不自觉地陷入焦虑、沮丧、怀疑自己，甚至对未来失去信心。

　　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称这一过程为“自恋性哀悼”。这是指我们必须对那个“理想化的我”说再见。它并不是失败，而是一种心理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就像失去某个重要关系后需要哀悼一样，失去那个“曾经相信一定能做到”的自我，也需要被认真感受与缅怀。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哀悼过后，我们才可能真正接触到那个更加真实、有局限、但也更有弹性和适应力的自己。这个“现实中的我”虽然不完美，但更能稳稳地站在现实之中，逐渐建立起脚踏实地的价值感。

　　因此，这种“自恋性哀悼”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个人从幻想中脱身，走向更稳定自体结构的重要一步。只有允许自己为“那个曾经以为一定会成为的人”感到悲伤，个体才能腾出空间去建构新的自我认同，并与现实建立起更成熟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毕业生可以思考：

　　我对“成功”或“成熟”的想象从何而来？是否过于理想化？

　　我是否允许自己慢慢适应，而不是立刻就“独当一面”？

　　我的不安是否隐藏着我对某种关系、支持或归属的渴望？

　　我是否可以承认自己也需要帮助，而不因此感到羞耻？

　　这些问题不必立刻找到答案，但它们可以作为与自己建立新关系的起点。

　　05

　　成人关系的转化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独立”并不意味着与他人彻底断开关系，更不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相反，真正成熟的独立，是指一个人有能力在保持自我完整性的同时，仍能与他人建立有深度、有质量的联系。这种独立不是孤立无援的自我封闭，而是一种可以在关系中自由出入的心理能力。

　　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指出，青年期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发展出“亲密而不失自我”的能力。这句话的意思是，个体要学会如何在亲密关系中保留自己独立的思想与情感，而不是被关系吞没、依附，或者干脆逃避亲密、拒绝依靠。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样的能力面临着双重挑战。

　　一方面，他们需要慢慢从原有的依赖系统中“抽身”出来，比如重新审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学习用更平等、更有边界感的方式与家人相处，不再完全依赖、也不过度对抗。可能以往家庭的照顾方式让他们习惯了“被安排”与“被照顾”，但在走入社会之后，他们要逐步学会对自己的情绪、生活方式和选择负起责任。

　　另一方面，他们也正进入一种新的“他者空间”——工作团队、社会人际网络、甚至亲密伴侣关系。在这些新的关系中，他们需要发展出可以互相支持、又不失自我的互动模式。这种关系不是再版的“家长—子女”式互动，而是带有成人自觉的相互依赖：我可以依靠你，但我依旧是我；你可以信任我，但你也不必被我吞没。

　　精神分析家温尼科特提出的“抱持环境”概念对我们理解这一点特别有帮助。他指出，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既提供安全又不过度干预”的环境，就像一个温柔但不限制行动的臂弯，既能承托你，也能慢慢放手。对毕业生而言，理想的社会支持正是如此：它不是将年轻人“推上独立的战场”，而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允许失败、允许尝试、允许迷茫的过渡空间。

　　因此，真正的心理成熟不在于与过去彻底断裂，而在于能否重新组织这些关系，使它们变得更符合当前的身份与发展阶段。独立不是终结依赖，而是让依赖以更自由、健康的方式继续存在。

　　06

　　结语

　　走出象牙塔，不只是从学校离开、步入职场那么简单。它是一场看不见的心理重建之旅。我们需要在外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比如找一份工作、租一个房子、建立新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更隐秘的工程其实发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可能需要和一段已经过去的生活说再见——和曾经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告别，和父母庇护下的身份渐行渐远，甚至哀悼那个理想中“一毕业就可以掌控一切”的幻想。这是一个既痛苦又充满可能性的过程：我们一边感到迷茫、孤独、挣扎，一边又在逐步学习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在面对现实的挑战，更是在重新组织自己的情感、认同和价值系统。这意味着我们要慢慢学会接受自己的不确定、不完美，学会从不同的关系中汲取新的支持，也学会在失落中发现自己的坚韧。

　　所以，这段旅程绝不是一场“谁先成功”的竞赛，不是比谁更快找到工作、升职或结婚。它是一个值得被理解、被陪伴、被尊重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步的停顿、反复、迟疑，都是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催促自己或他人快点“长大”，而是用耐心与理解，陪伴那个正在成为大人的自己，一步步在现实与内心之间，搭建起通往成熟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