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狂飙》中的高启强在中年过后，为京海市修建了幼儿园、养老院等一系列社会公共服务设施，那么，你会认为他是终于“良心发现”，想要回馈社会，是京海市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好人”吗？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的帮助、合作，甚至为他人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等的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及趋向被统称为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1]。上述高启强助力公共设施建设便是亲社会行为很重要的一种。亲社会行为是建立、维持人和人之间良好关系、构建美好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然而，在生活中，对待各种各样的亲社会行为，人们的态度似乎并不都是积极的。

　　有的人关爱流浪动物会被认为是“有爱心、非常善良”的表现，而有的人做公益则会被认为是“作秀”。

　　就算面对同样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发出者不同，人们往往也会有不同的评价。

　　例如，一名颠沛流离，四海为家的乞丐，为希望小学捐款10元和一名身财万贯的富豪给山区儿童捐款100元，尽管后者捐款数目更多，但人们往往会认为富豪是更加吝啬的，而认为乞丐是更加有爱心的。

　　那么，人们对亲社会行为的评判标准到底是怎样的呢？

　　亲社会名声

　　在揭开人们对亲社会行为评判标准的神秘面纱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后，可能会收获些什么。

　　人们会对行动者的亲社会行为进行评价，而这个评价的结果被称为个体的亲社会名声（prosocial reputation），其反映了行动者在他人眼中的亲社会性及其水平[2]。

　　亲社会名声可以是定性的描述，例如：小明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养老院陪伴老人，同学们认为小明很有爱心。

　　也可以是定量的评定，如采用量表来评价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是“慷慨的，利他的，善良的，友好的”[3]。

　　而亲社会名声的建立，会给个体带来很多好处。

　　首先，亲社会名声可以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研究证明，个体的亲社会性将会影响其在他人心中的形象[4]，具有仁慈和慷慨名声的个体会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在群体中，亲社会性更高的个体也更可能成为领导者[5]。

　　其次，亲社会名声能够增加个体的人际吸引力。研究表明，在群体互动过程中，表现出利他行为而拥有亲社会名声的个体更容易被他人选为互动伙伴[6]。回想一下，自己在选择某项小组作业的合作伙伴时，除了考虑对方的能力外，是不是也更愿意选择亲和、乐于助人的同学成为队友呢？

　　此外，亲社会名声还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例如，在独裁者游戏（即双方参与金额分配游戏，其中一方决定双方分别获得的金额）中，具有利他名声的个体会被分配到更多的金额[5]。

　　既然亲社会名声的建立会带来多种好处，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亲社会名声的获得呢？

　　影响因素

　　1.助人动机

　　人们在评价亲社会行为时往往会关注行动者内心的动机：他是真心想做这件事吗，还是说他最终还是为了自己获利？

　　“代价性信号传递理论”（Theories of costly signaling）认为，人们会根据行动者愿意为自己的亲社会行为付出多少来判断其动机，动机越利他的个体，其行为获得的亲社会名声也会越高[7]。

　　例如：小明将自己暑假打工所得费用全部捐赠给希望工程，此时小明为捐赠行为付出了大量的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人们会认为小明的动机更加利他，他的行为也会越受赞赏。

　　然而，人们在评价助人者的助人动机时往往非常“严格”，一些小小的细节可能就会影响人们的判断结果。

　　例如，如果行动者在做出助人决定时考虑的时间比较长，人们会认为其帮助行为的背后一定另有所图，从而给予其更少的亲社会名声[8]。

　　此外，人们也会根据行为的社会性质来判断动机。如果一个亲社会行为超出于社会规范的要求，我们会认为该行为更能够反映行动者的纯粹助人之心。例如，研究者发现，人们会给予首先做出某个慈善行为的品牌更高的亲社会名声，而其随后的跟随者受到的赞赏则会较少[9]。人们会认为跟随者是出于为了获得跟首发者同样利益的需要而做出该行为，其动机更加不纯粹。而当首发者做出的行为本身没有带来收益时，其和跟随者之间的因该行为而收获的亲社会名声差异也将随之消失。

　　2.自我获益

　　一般来说，如果助人者在助人过程中获得了物质上的回报，比如说：金钱、礼物等，他的助人行为就会被认为不是百分百发自内心的，这时候，人们对其往往不会有很高的评价。

　　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的心中存在着亲社会原型[10]，该原型强调无私和自我牺牲，与物质获益相对立。

　　具体表现为“好人就应该吃亏”、“吃亏的才是好人”。比如在疫情期间默默捐款的拾荒老人、见义勇为的热心市民..都被认为是“好人”的典型模板。

　　当人们将具体的亲社会行为与自己心中的亲社会原型进行比较后，就会对无获益甚至是自己有所牺牲的行动者给予更高的亲社会名声。

　　但也存在例外的情况。比如说，如果物质获益是完全在助人者意料之外的，即在做出亲社会行为前，行动者完全没有预料到会获得利益，那么他也将同时收获人们的赞赏和物质上的奖励[11]。

　　上述现象的存在源于人们的“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processes）[12]，即在评价亲社会行为时，人们通常会考虑行动者在奖励不存在时（虽然事实是奖励存在），是否还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相比于物质上的奖励，人们更为接受情感上的获益[13]。

　　比如说，小明今天扶老奶奶过马路，他感到很开心和他获得了老奶奶奖励的一根冰棍相比，你会觉得哪种情况下，小明是更想要帮助老奶奶的呢？

　　人们往往认为，情感是个体由内而外产生的，它更能反映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14]，因此，当小明因为帮助老奶奶而感到快乐时，人们会认为小明是真的关心老奶奶。

　　3.宣传途径

　　当小明在给流浪猫救助机构捐款后，向你大肆宣扬，你是否会认为ta是真正关爱小猫呢？

　　做好事后只有让他人知道才能提升自己的名声，但谈论自己的行为似乎又会有自夸的意味，反而造成自己的名声受损…那么，我们应该谈论自己的亲社会行为吗？

　　在谈论自己的亲社会行为时，将会同时传达出两种信号，第一种是我做了一件好事，而另一种则隐蔽地表现出自己想从这件事情上获得赞美[15]。

　　拿上述小明的例子来说，当对方对小明比较熟悉时，会知道小明做出的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帮助流浪猫，可能谈论的目的是真心地想要和自己宣传流浪猫的救助途径；

　　而当对方对小明了解很少，或者本就持有小明动机不纯的偏见时，这时候小明向其谈论自己的亲社会行为则会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自夸的举动（比如认为小明在立“爱心人设”）。

　　所以，在做出善行后，个体并不是一定不能谈论自己的行为。

　　谈论自己的亲社会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向周围的人宣传亲社会行为可利用的途径，有利于更多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形成和谐互助的良好社会风气。

　　适当的宣传自己的亲社会行为是可接受的，也是值得提倡的。个体可以选择先向周围的亲朋好友（对自己比较熟悉的人）讨论，再由他们逐渐影响到其他人。

　　比如由 梁钰stacey发起的“予她同行”系列活动

　　同时，在宣传中，宣传的内容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如，与单纯的自夸（在微信朋友圈上写“我今天向希望工程捐款100元。”）相比，当个体在自夸的同时表露自己的情感，同时呼吁他人从事亲社会行为（“我今天向希望工程捐款100元，感觉很不错，大家也一起伸出援手帮助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吧~”）时，将会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4.损失与获益

　　另一个影响亲社会名声获得的方面是行动者的损失和接受者的实际获益情况。

　　这两者往往无法完全等同，研究发现，人们评价亲社会行为时更看重的是行动发起者付出了什么而非接受者实际得到了什么[16]。

　　对于这一现象，前文提到的“代价性信号传递理论”提供了解释，人们会将行动发起者的付出视为评估其亲社会倾向的可靠的指标。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个体的获益往往是较难界定、比较的，同时，人们很难去判断，由善意行为带来的积极影响有多少是真正由该行为造成的[17]。当获益相对比较容易比较时，个体也会通过实际的获益来判断他人的行为[18]。

　　总结

　　现在，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高启强做了这么多“好事”，那他是个好人吗？

　　首先，从助人动机来看，高启强修建养老院、幼儿园等设施本质上是为了拉拢基层干部，巩固自己的势力，其目的大多还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

　　而从自我获益来看，其一系列行为也为他收获了良好的名声，且他的行为也达到了”拿捏“基层干部这一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结合高启强曾经的种种行为，”强哥“是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好人“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了。或许他也曾善良过，但时过境迁，那个憨厚、本分的卖鱼佬阿强终究是不复存在了。

　　回归正题，在生活中，我们做出一些助人行为时，或许有时候也会出于对能够收获的物质/精神奖励的需要。

　　学堂君认为，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只要做出的亲社会行为能够切实的帮助到他人，都是值得提倡的~当然，亲社会行为更多的应是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而非在意他人的看法或是名利的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是无可取代的！

　　此外，在做出亲社会行为后，或许我们也应该勇于将自己的行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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